由中国财政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组织实施，耗时15个月完成的题为《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研究报告正式发布。这份报告是中国政府和世界银行合作历史上首次进行如此重大而着眼长远发展的策略性研究。本文摘自该报告。

  国际经验表明，到危机发生时再实施改革可能有助于在内部达成行动共识，但是往往改革成本高昂，而且结局难以预料。危机发生时政策选择空间小，改革推行的节奏也难以把握，容易造成准备不足，更不用说合理选择改革时机和适当安排改革顺序了。在某些情况下，危机可能引发一连串失控事件，无可避免地使经济走向缓慢的增长道路。于此不同的是，主动推进改革则可以为良好的政策设计适当的顺序安排、稳步推进以及必要情况下的矫正行动创造适当时机。然而，主动改革往往受到某些利益集团的阻挠，达成共识的难度较大，这就要求政府明确目标，做到上情下达，普遍磋商，克服改革障碍。

  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改革的必要性正在加强，世界经济正在进入一个从全球金融危机复苏的风险加大阶段，未来五年可能尤其困难。于此同时，中国所面临的经济、社会与环境挑战日益增加。中国可以推迟改革，但要冒着未来可能要发生经济危机的风险。当然，中国也可以选择主动推行改革。显然，后一种做法更可取。在过去30年，主动的政策改革一直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所在，而目前国内的改革呼声看起来要高于以往。中国主动的推行改革有诸多优势，如经济状况良好，经济增长强劲，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等。此外，中国拥有能力强、效率高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它们在以往的改革中一再表现出较强的动员，组织，管理和执行能力，可以采取确保成功所必不可少的决定性的集体行动。

   改革的先后顺序

  得到广泛支持，改革阻力最小且相对容易实施的改革措施，应该优先推行。例如，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促进人民群众对改革进程的参与，引入宽泛的指标来评估经济、社会和环境进步，改革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办法等

  能迅速见效或有利于短期风险的改革，也应该放在改革时间表的前列。例如，提高银行存贷利率灵活度，降低过高的利差；增加国有企业上缴财政的比例；停止把农村土地强制转为城市用地的做法，土地改变用途必须经过批准的土地规划，按照市场价格向被征地农民予以补偿并征收适当的资本利得税；提高男女退休年龄（可以很快启动，但要逐步实施）；取消农村地区高中学费；将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指标从GDP指标改为更好体现“质量增长”的指标；提高能源、水和碳排放的价格，消除供给瓶颈与短缺，提高能效和降低碳排放；积极扩大公共交通方式。

  令一个优先领域，应该是需要快速启动能为未来改革拓展道路、为创新提供激励以及为未来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的改革。例如，提高财政透明度，并对政府支出引入独立而严格的评估；动员更多的财政收入，包括迅速开始实施城市房地产税；把关键的社会保障项目（如基本养老支柱和失业保险等促进劳动力流动和劳动力市场统一的项目）重新提高到中央政府层级；分阶段改革户籍制度；降低企业市场准入和退出门槛；设定二氧化碳排放限额，采用更严格的生态环境标准，引入新的建筑标准，满足能效与安全标准。

 同等重要的是，政府应该在有力巩固市场经济基础的核心领域取得突破，因为他们是改革中其它内容改革的基础。核心改革措施包括财政、金融和企业等内容，尤其是企业改革（促进竞争的措施），以及包括能源和原材料等自然资源和要素价格的改革。它们不仅相互密切关联，而且还是创新、环境和社会等改革内容的支撑模块。这些核心改革是中国巩固市场经济的关键所在。它们成功与否将决定着旨在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创新驱动的其它改革能否成功。

  中期内应着力推动促进创新、绿色发展、参与并支持全球治理的改革。

 消除改革障碍

正如中国很多人认识到那样，改革和变革总是会遇到阻力，这也是其它国家的经验。在中国，改革的阻力可能是多种多样的。相应地，克服这些阻力的策略也应该是多样且灵活的。归结起来，改革的阻力可能有三种类型。

   对改革施加最大阻力的很有可能是既得利益者。例如，那些在重要市场上享有垄断买方（或垄断卖方）部分或全部利益的企业；从现有行政权力架构和制度安排中获取特权和好处，或者享有优惠待遇的企业、集团、机构和个人。这些群体要么靠某种特殊关系捞取好处，要么从目前的价格、制度和行政架构的隐形扭曲中谋得利益。这些既得利益者不但不会轻易放弃优势地位，而且很有可能利用他们的影响、权力和资源，顽固的维护其利益。对于这类阻力，最高决策层必须以坚定的政治勇气和决心、明确的目的和高超的领导能力，坚决加以克服。

  第二类可能反对议程的阻力来自于短期内因改革而利益受损的群体，尽管他们长期内将从改革中收益。一个相关的例子是那些由于受到户籍改革而受到影响的人。从长远来看，户籍制度改革显然对中国有好处，因为它有助于构建一个更为有效和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而且还会通过缩小收入和社会服务可能性方面的差异而缓和社会紧张状态。但是城市户籍居民可能担心在获取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方面的优惠地位受到影响，而不支持户籍制度改革。同样，亏损企业、能源密集型企业、重污染产业和无法得到有效监督的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等也可能认为改革将损害他们的利益。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政府不仅要提供适当的信息和引导，而且还要给这些群体提供过渡性援助，比如临时收入补贴和新技能培训等，同时确保地方政府不会将地方政府利益置于国家利益至上，影响改革的推进。

  第三类阻力则可能来自一些“观点引导者”，他们把当前各种矛盾和问题归咎与改革本身，而不是归因与尚未纠正的各种扭曲。比如，一些人把自然环境（空气、自然、水和土地）的恶化归咎到市场机制，而不是现有的法律、条例和规定执行不力或者价格和激励架构不恰当。这类群体通常对舆论的影响之大，远超过了其人数在总人数中的比例。重要的是，这种有影响力的声音已经能够影响改革的设计、分析和基本理念。应鼓励官方机构、智囊机构、研究机构和高校等多重力量研究改革问题，并将研究结果传播开来。事实上，让民间社会组织充分参与，不仅能够为改革争取支持，而且能够改进改革方案本身的设计。

  需要把克服改革阻力作为战略的关键部分，根据阻力原因而分门别类地做出反应。强有力的领导与决心将发出重要信号，促进各部委和各机构之间的统筹协调，以确保敏锐且有效地应对改革阻力。

  一项现实的安排是，政府最高层成立并全力支持一个高级别的改革委员会。该委员会复杂设计和推动实施改革方案。只有得到最高层的支持，改革才能稳步且坚决的得以实施。委员会成员应该广泛、认真听取所有利益攸关的诉求，并与他们开展讨论，使他们尊重和理解改革的目标以及政策变革的基本理由，从而平衡好复杂的利益关系。同时，在设计改革方案时应当努力避免形成新的、依托于扭曲性政策的利益集团。为帮助那些在结构性改革中受到影响的群体而采取的财政或金融刺激措施，应该是临时性的，在制定的时候就要明确其终止的条件。

  最后，应该允许地方政府和直属部委在国家政策目标的框架之内尝试某些改革，并将试验成功的例子予以推广。中国过去改革的成功建立自其制度的效力、灵活性和适应性之上。未来的体制变革仍然必须深深根植于中国自身的国情。在成功的例子面前，那些反对改革的意见也难以固执己见。地方层面上的成功往往会形成或扩大自己的支持群体，新政策的好处容易被人们看到。此外，只有通过边干边学，才能找到解决改革实施中问题的有效办法。随着改革范围的扩大，阻挠改革的潜力也将逐步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