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选自《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中国财政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组织实施的研究成果）

 中国未来改变发展方式非常急迫，因为随着一个经济体接近技术前沿，直接获取和应用外国技术的潜力逐步耗尽，政府的角色就需要根本转变。尽早启动这样的转变有助于从进口新技术向发明和创造新技术的平稳过渡。

 政府需要扮演支持者和辅导者的角色。

 政府可以发挥关键性支持作用的一个领域是提高人力资本质量。如果没有劳动生产率的相应提高，实际工资上涨可能导致国际竞争力下降。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要求完善教育、医疗和其他社会保障、显著提升平等就业和创业的机会，并提高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城镇之间、省市之间和行业之间的横向流动，以及社会、经济和政治科层组织内的纵向流动。

 政府可以发挥的另一种支持作用是鼓励人们更多的参与发展进程。正在扩大的中产阶级表达并参与政策讨论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他们代表一种普遍的需求，即赋予人们更大的权力，让他们为国家发展做贡献，激发他们发明创造的活力，并通过自身努力提高生活水平。政府应当积极响应这些需求，通过制定鼓励参与的明确规定，向个人、家庭、企业、社区、学术界及其它非政府组织赋权。这样就可以把原先由政府承担的大部分职能逐步转向社会，使非政府角色通过新的、有趣的方式形成网络，为发明和创造提供空间。此外，向社会尤其是那些弱势全体赋权，有助于激发出能够增进机会均等，确保包容性增长，平衡关爱与竞争关系的新思想和新想法。

  最后，政府在市场、资源配置、生产和分配等领域弱化功能的同时，在令一些领域却应发挥更大作用。这些领域包括为公告产品和服务融资、保护环境、增进机会均等，确保形成一个促进民营部门发展的环境。扮演这种间接辅助的角色更为复杂，但可以借助于民营部门和社会组织更大的杠杆作用，产生更广泛的影响。政府将相对减少所提供的“有形的”产品和服务，转而提供更多的“无形的”公共产品与服务，比如制度、法规和政策以提高生产效率、加强竞争，促进专业化，改进资源配置效率，减少风险和不确定等。这要求设计并实施能产生合意且可持续结果的激励结构。例如，一个重点领域就是提供养老、医疗、教育、保障性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政府可以将过去用于基础设施和制造业的资源，转而用来增加对这些领域的投资。同样重要的是，政府应当减少对这些公共产品和服务究竟由民营还是公共部门提供的关注，而把重点放在确保这些产品和服务能够高效提供，并达到规定质量。鼓励民营部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并在适当场合建立公私合作（PPP)关系，不仅将给公共服务注入新技术和新思路，也将放权于民营部门，并激励民营部门更多地参与发展进程。另一个重点领域是环境，这个领域需要政府采取有力行动。绿色发展不仅将提高中国人的生活品质，也将为世界减缓气候变化作出贡献。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将需要肩负越来越大的全球责任，并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此，中国需要把国家利益与全球关系相协调，提升自身积极参与全球事务和制定全球规则的能力，而不仅仅是扮演规则接受者的角色。

  归结起来，随着中国步入经济增长新阶段，战略调整势在必行。调整的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民营部门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政府需要退出对生产、分配和资源配置的直接参与，而把重点放在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政策和规划框架，以之赋予更多人参与经济决策的权力，实现快速、包容、可持续的增长目标。要发挥这一作用，政府需把自身建设成为有限、廉洁、透明、高效、基于法治运行的现代政府。

  为重新界定职能、政府需要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使之与民营部门的进一步发展相协调，强固市场经济基础，促进竞争和创新。于此同时，社会的角色也需重大调整，随着促进人民广泛参与发展进程，中产阶级将成为和谐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政府从直接干预企业和市场活动转向创造良好的政策法规环境、支持自由公共竞争的同时，也必须捍卫法治。随着中国经济日趋复杂，规章制度既要不断演进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现实和新出现的重点，也应当公平有效的实施。如果执法标准在部门、地区、实体甚至个人之间存在差异，不仅打击创新并降低经济效率，而且可以使人们感觉社会不公。当合同纠纷出现时，无论纠纷发生在私人之间或私人与政府之间，纠纷各方不仅可以获得法律救助，而且应该享有一个透明有效、执法时不畏权势且不偏不倚的司法制度。

  政府应鼓励经济中不断增强的竞争，其中一项措施是加快放宽企业准入和退出限制；其次，国有资源应当致力于为范围更广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资金，以便服务于越来越复杂而精致的经济。